座之上。他的目光锐利，扫视着下方的官员，准备开始这场关乎官员命运的考察。随着一声令下，考察正式开始。
考察官吏一丝不苟地对官员们的品行、能力、政绩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审查。他们根据官员的表现，严格区分出不同的情况：
素行不谨，即平时行为不检点的官员，有一百人被冠带闲住，即被剥夺了官职，留在家中反省。
泄露机密的官员有四十六人，被降一级并调往外地任职，以示惩戒。
才力不及，即能力不足的官员有十七人，同样被降一级并调往外地，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年老体衰，无法继续担任官职的有十三人，被安排致仕，即退休。
有疾病在身，无法履职的官员有八人，也被安排致仕。
老疾，即年老且有疾病的官员有九人，同样被安排退休。
贪酷，即贪污腐败且行为残暴的官员有八人，被革职，即被剥夺了官职。
罢软无为，即软弱无能且无所作为的官员有三人，被冠带闲住。
科道拾遗，即在科举考试中成绩不佳的官员有二十四人，需要重新考核。
这次考察，是对京官队伍的一次大清洗。崇祯帝希望通过这次考察，能够清除那些不称职的官员，选拔出真正有能力、有德行的官员来担任朝廷的重要职务。
考察结束后，朝堂上的气氛依然紧张。许多官员的命运在这一天发生了改变，有的官员因为被降职或革职而面露忧色，有的则因为安然无恙而松了一口气。而那些被冠带闲住或致仕的官员，心中则是五味杂陈，既有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
崇祯帝在御座上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的心中既有对清除不正之风的坚定，也有对朝廷未来的期待。他知道，这次考察只是改革的开始，要想真正振兴大明朝，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时间。
随着考察结果的公布，京城内外的百姓们也对这次活动议论纷纷。许多人对崇祯帝的决策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一次正义的行动，有助于净化官场，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而那些被处理的官员的家属，则在私下里唉声叹气，为家人的未来感到担忧。
崇祯二年，三月十八日。兵科给事中宋鸣梧在朝会上上疏，详细陈述了当时军饷问题的严重性。他的奏疏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大明朝军饷问题背后的深层矛盾，引起了崇祯帝和朝臣们的高度重视。
宋鸣梧指出，遵化台军营的兵士们，南兵每月的军饷为一两五钱，而北军每月仅能得到一石米，折合银一两。新设立的营兵虽然也能得到一两五钱的折色银，但本色米只有五斗。有马的家丁每月能得到二两三钱五分，而无马的家丁则只有一两一钱。这种军饷分配的不公，使得北军士兵感到极大的不满。
更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欠饷问题日益严重。士兵们长时间领不到应有的军饷，生活陷入困境，甚至绝望。这种绝望的情绪在军中蔓延，最终导致了士兵们的集体行动。他们开始离开营地，四处寻求军饷，甚至采取了极端的手段。
二月初三日和初八日，遵化西门外聚集了大量东游兵和榆木岭、白羊峪的援兵。他们在遵化西门外伐木立寨，竖起了蟒旗，旗帜上大书「赤心报国，饥军设粮」八个大字，表达了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军饷的渴望。当地民众看到这一幕，情绪激动，与士兵发生了冲突。士兵们愤怒不已，要求得到应有的军饷，并希望得到潘中军的回应。
到了三月二十二日，经过一番努力，地方官员终于抚定了哗变的士兵。然而，这场哗变并非孤立事件，它反映了当时大明朝军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次日，巡抚顺天右都御史王应豸因牟饷激变被逮捕，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朝廷，也引起了崇祯帝的深思。
崇祯帝在紫禁城中，面对着宋鸣梧的奏疏，心中充满了忧虑和焦虑。他深知，军饷问题不仅关系到士兵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全。他下令严查各地军饷发放情况，惩处贪污腐败的官员，并下令各地官员必须按时足额发放军饷，确保士兵们的基本生活。
同时，崇祯帝也意识到，仅仅依靠严惩和命令是不够的。他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军饷制度，确保军饷的公平合理分配。他召集了朝中的重臣，讨论如何改进军饷制度，如何更好地保障士兵的利益。
崇祯二年，三月间。大明朝的西北边陲风云突变。朝廷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总督，负责三边的军事和政务。杨鹤，字修龄，出身于湖南常德的武陵，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官员。他曾因得罪权势滔天的魏忠贤而被免职，但在崇祯帝即位后，得以复官，并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
杨鹤的任命，正值关中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朝廷急需一位有能力、有经验的官员来稳定局势。杨鹤因其在朝中的声望和过往的政绩，被选为这一重要职位。他被拜为兵部尚书，总督讨伐农民军，肩负起了平定叛乱、恢复地方秩序的重任。
在杨鹤到任之前，商洛道参政刘应遇已经先发制人，击斩了起义军领袖王二于白水，并追击至汉南，斩杀了另一位起义军领袖王大梁。督粮道参议洪承畴也已成功击破了王左桂，使得起义军遭受了重大打击，许多义军成员被诛灭。
然而，尽管前任官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农民起义的火种并未被彻底扑灭。起义军在经历了初期的挫败后，反而变得更加激进和顽强。杨鹤到任后，面临的是一个日益复杂的局势和不断增长的起义军力量。
杨鹤到任后，迅速投入了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工作。他督军不利，面对起义军的灵活机动和民众的支持，官军的行动屡屡受挫。起义军不仅在军事上给官军造成了压力，更在心理和政治上对朝廷构成了挑战。
起义军的日益增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连年的灾荒、沉重的赋税和官吏的腐败，使得民众生活困苦，怨声载道。起义军的口号和行动，触动了民众的共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起义的行列中。
面对这一局面，杨鹤深知单靠武力镇压是不够的。他开始尝试采取更为灵活和人性化的策略，希望通过改善民生、减轻赋税和严惩腐败来赢得民心，从根本上削弱起义军的力量。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