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

沉思片刻，丁寿又开言道：“即便如此，朝廷对受灾流民并非置之不问，只要愿归本籍，赐田十五亩，赠耕牛稻种，安家之需亦足矣。”这是朝廷法度，只要国有余力，便会监督执行，现而今还不是明后期财政匮乏，要依靠地方士绅的“同善会”帮着救济贫民的时候，官府救济力度尚可。

多说一句明后期盛行的“同善会”，与官办的“养济院”不同之处在于救济标准，养济院针对本地籍贯，无人收养的鳏寡孤独疾废之人都予救济，若是外地流民多了也可破例，同善会执行的则是会员制度，听着很高端，就是新人入会必须会员作保，于是一个辅助官方救济的组织就同提供钱粮的本地士绅绑在了一起，晓得东林复社抗起税来为何一呼百应了吧，大明朝对年收入四十两以下是免税的，碍不着平民百姓和小商小贩的事，可架不住吃人嘴短啊。

“乞丐做三年，仙也不换。”涂大勇懒洋洋地伸了伸腰，“自由自在惯了，自然不愿再受约束。”

“成群结队，招摇过市，岂不滋扰地方，祸害乡邻，令地方有司为难？”丁寿斜睨对方道。

大明治下乞丐数量是纳入地方官政绩考评的，西班牙使者拉达说在中国城市见不到乞丐有可能是真的，要是摊上太祖太宗的时候，地方官因为街面上有乞丐不得收养还要挨板子。

同样英国马戛尔尼笔下看到遍地乞丐也八成不假，不说那掺了多少水的“乾隆盛世”，就制度而言，我大清对乞丐流民的管理走的也是另一个套路——合法化，直接给这帮花子头封官，把乞丐纳入地方保甲，成了乞丐便世代不易，再没有大明朝今天是流民乞讨，改日未必不是纳粮顺民的机会，养济院也没了明朝时的高福利待遇，与前朝赖在养济院蹭吃蹭喝不走相比，在大清进养济院是比打板子还有效的惩治办法，清人也不再同明人一样对乞丐尚抱有怜悯之心，按照清末徐珂之女的想法，乞丐这些社会毒瘤都该被洪水、瘟疫这些天灾给收喽。

不过大清朝虽说执行了这制度，最早提出这办法的却是东林元老高攀龙，这帮标榜仁义道德的读书人也许是想弥补蒙元时期被列为“臭老九”的心理创伤，孜孜矻矻为天下人等分类，毫不客气的将乞丐列入“无耻”行列，高攀龙便是想颁发“火烙印牌”，将乞丐纳入乡约保甲，可惜壮志未酬，这位“入云龙”就被九千岁玩死了，遗愿只得由摘了桃子的大清圣祖仁君们一一完成。

当然这都是另一个时空的后话，此时的涂大勇可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帮中弟子游侠四方，惩恶扬善，虽偶有叨扰四邻之举，谈何祸害地方，休要危言耸听。”涂大勇不满说道。

丁寿冷笑一声，总算聊到正题了，轻轻击掌，“把人带进来。”

注：蜡烛寺真的建于正德元年，与旙竿寺并称东西舍饭寺，正德年间安排内官管理，这帮内监或许有从中上下其手的，但记载中悲天悯人照顾贫弱的也有不少，漏泽园的位置明代地图上没查到，看过一篇论文是在崇文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