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瑷珲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协议，为日暮途穷的晚清缝补了一件腐朽的尸衣。从道光到光绪（乃至宣统），都在身不由己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把祖传的家产分批分批地送进当铺里——只取回了几张可耻的票据。曾经富甲一方的大清王朝，仿佛一夜之间，变得命比纸薄。辛亥革命拿小手指一捅，就破了。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走读东、西陵，走读化石版的清史，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最后垮掉了的王朝。垮掉了的，最后的王朝哟!

清室奉行的诸多规矩，迥异于前朝。你说它是族规也可以，说它是家法也可以——都带有鲜明的特色。能够看出，最初的“立法者”很动了一番脑筋的。这些代表着最高意志的“祖制”，基本上都雷打不动地得以贯彻。譬如我前面说过的：帝陵是否可建立圣德功碑，绝对是有条件的。是跟该君主的政绩“挂钩”的——不容失寸土，就像不容白玉有微瑕。道光因鸦片战争落败，丢了香港——哪怕香港在当时不过一弹丸之地，足以让道光羞辱不堪、死不瞑目了。

清取代明，从宏观的体制方面，袭用了前朝之衣钵。本来是件很省心省力的事情。打江山的人却不满足，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上又谋求变革，企望制度能更完善。且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点子。

最具创新意识并且与国家命运、皇族命运休戚相关的，要数立以贤的帝位继承法。

明朝执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谁先出生谁就是最佳人选，有一种论资排辈、听天由命的意思。表面上似乎容易减免是非，却有后患：不是当皇帝的料，偏偏当上了皇帝；而在才能方出类拔萃者，却不见得有入选的资格。所以，明帝(共十余位)中颇多昏庸之辈，祸国殃民。恐怕正是因为吸取前车之鉴，清朝选立皇储的比赛规则修改了：摒弃了辈分的因素，以才取胜、为贤是取——这样对每一个皇子来说，则显得公平多了。机会面人人平等，关键看你的才学武艺是否脱俗超群。而对国家的发来说，则更保险一些：毕竟，皇储是经过严格的筛选与客观的考验的，非等闲之辈所能企及。

清之先祖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崛起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比中原王朝要更富于竞争意识乃至忧患意识，也更重视领袖作用。两军交战勇者胜——如果主帅既无勇又无谋，大家跟着吃亏。所谓立储，等于是在选**族的领头羊，一点也虎不得。“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必须具备方位感、判断力及指挥才能，才不至于把众生之船划进漩涡里去。一旦触礁或搁后悔莫及——还不如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紫禁城里的皇子们，都要接受精密的综合素质教育。有德高望重的大学士担任教师爷，“逐日讲经史，以扩充圣聪，庶于古今乱兴衰之道，可以详细陈说，而圣德日增其高深。”譬如同治六岁就上学了，启蒙老师是翰林院编修李鸿藻。继位后，两宫太后又特意为这个小皇帝聘请了李鸿章、翁心存及礼部和工部的两位上书，担任弘德殿授读的师傅。

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必须“军训”：骑马射箭，飞刀舞剑，甚至操练火器。难怪道光哥儿几个在抵抗天理教袭击时，临阵不有那么好的枪法呢。

皇子们同台学艺，谁不想以优势取胜呢？不是为了考状元，是为了当皇帝——太有诱惑力了。因而加倍地勤勉。在主考官（父皇）面前，拼命显示自己新学到手的文韬武略。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就跟西方竞选总统似的，只不过是为了拉着最关键的一张选票。假如儿子们的学习成绩差不多，就够让他们的“皇阿玛”为难的。该让谁当“班干部”呢？

想当年道光一直很为难：四子奕狞(咸丰)和六子奕忻，各有千秋——如何取舍呢？他率领儿子们去南苑校猎，无形中将天地作为考场了。当然，他打的是德育、智育、体育的综合分：咸丰的武艺虽不出众，但“政治课”学得好，以仁慈之心获得了父皇青睐——国家就需要这样“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

据传道光曾考问这两位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出了一道题目：何为治国之本？在赵大力著《恭亲王奕忻》一书里，奕忻回答：“当然是国富民强，只有发展经济大业，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社稷才能安定，大清国才能稳定。”而咸丰则回答：“治国之本惟仁孝，贤德最为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若不恩济于民，抚育百姓，取信于民，则人心所向难以驾驭，若人心不轨，则难图大业。”两人说得都不错，但各有偏重。我以为奕忻的态度更务实一些。

事实证明，咸丰说起来是一套，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实践能力较差。在那样一个黑云压城的多事之秋，空谈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