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需要大诗人的话。这样我的分析与判断就合情合理了。在物质与精的天平上，诗人这个概念注定倾向于精那一端的。但愿物质的势力，不至于使诗人的概念，在时代的掌心失去了重量。

北京诗人，和外省相比，北京诗人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正如巴黎曾云集过将近半个法国的画家。北京诗人甲天下。

一星期前，面容瘦削的画家高星邀请我与邹静之等人小聚，席间谈论起北京城里那些曾叱咤风云的诗歌少校们的下落，邹静之随口引用了大仙的一句诗：“外省青年，日夜兼程，向紫禁城飞奔……”我忽然发觉北京城里城外的诗人们还是有些区别的——并不仅仅表现在口音、相貌等方面。我曾经写过一篇《诗歌地理》：以护城河为界，里面的诗人青梅煮酒、笑傲江湖，以闲适的态度处理艺术、爱情、社交活动与人际关系；外面的诗人则缠着绑腿、怀揣手稿，披星戴月奔走在各铁路线上，不时用指南针探测城门的方向……必须承认，无论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北京都作为圆心而存在，作为坐标而存在，构成众多外省诗人渴望攻克的桥头堡。北京城里的诗人之所以以逸待劳且盛行清谈之风，因为他们天生就坐守在终点站，占据着天时地利，以守为攻。外省的诗人则如过江之鲫，拥挤在中途换乘的无名月台上，这注定他们将选择矛而放弃盾，他们的战略只能是以攻为守。城里的诗人稳坐钓鱼台，好扎堆儿但很明显缺乏流浪意识，每逢春暖花开才萌生踏青的念头，在郊外转悠一圈又回来了。外面的诗人则周游列国，逐鹿中原直至踏破铁鞋，离城门仍然一箭之遥——当年李自成的臂力倒是把鸣镝射中了故宫的门匾。诗歌界是需要出几个李自成的。

这是否属于另一种围城情结呢？甚至，世纪末的缪斯本身就是一个话、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城计呢？真正的尺度掌握在谁的手里？很明显它不应该是一道城门。殿并不是缪斯最确切的住址——如果每一位诗人的内心都能供奉一尊缪斯、一尊个人化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