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其不可违抗的独特准则。首要的准则是，不应该创造。”博尔赫斯也说过类似的话：“所有的修改都是亵渎明的。”说得也许过于绝对，但对荷马这样的天才诗人而言，任何闪念都是一次性完成的——或者说，荷马史诗本身就已达到了完美。它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几部尽善尽美的作品，是不可修改的。当然，这主要指它的原文，那是我理想中的荷马史诗。事实上，翻译本身就是一次很严重的修改。很难有谁使荷马史诗的魅力在经过翻译之后而不打任何折扣。

我更愿意相信自己读到的译本是荷马史诗被削减后遗留的一部分。还有什么能比我对荷马史诗的想象更完整呢？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一块金币的正面与背面。

年轻的时候喜欢《伊利亚特》，因为那里面的战争场面很热闹，况且还有一位绝代佳人担任女主角，英雄的血、美人的泪调和成一杯鸡尾酒，令人不饮自醉，点燃起满腔的激情。

中年以后则越来越偏爱《奥德赛》，从主人公身上能发现自己的影子：或许，每个人的后半生都意味着返航，而返航常常比出发时还要惊险、还要孤独。你面对的不再是充满诱惑（无限的可能性）的全世界，只是被惊涛骇浪重重阻挠的一个家。怀揣梦想的火种走得有多远，梦想破灭后返回的路就有多远。绕了一大圈，还得回到起点。

或许正因为如此，公元前三世纪的克塞诺斯和革拉尼科斯提出异议：两部史诗风格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像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亚历山大城学者阿里斯塔尔科斯则认为：这一切只能证明两部史诗系同一位诗人创作于人生的不同时期，《伊利亚特》是荷马青年时期的作品，《奥德赛》则诞生于作者晚年。就我而言，我更支持后面这种说法。

一块金币的正面和背面，分别镌刻着青年的荷马与晚年的荷马。而它们更像是两个人，更像是两个人的头像。一个是意气奋发的青年，一个是饱经沧桑的老人。他在成长，他所虚构的那个世界也在成长。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你从他的梦里几乎看不出任何抄袭的痕迹。他仿佛是人类中第一个做梦的人。

荷马也有荷马的困惑。他寻找不到最适合自己的文体——因为它尚未诞生。对于他而言，表达永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如果放弃了表达，又更为空虚。为安置那个混沌的梦，他用一生的时间创造并完善了史诗的体例。随着他本人的成熟，他苦心经营的史诗也日趋成熟（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

即使创造者死去，如影随形的作品也并未停止生长。荷马缔造了史诗的传统。后人的写作，无不是为了尽可能从中挣脱出来。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传统之中一阵又一阵的抽搐。所有的诗人（包括但丁、歌德在内），都在不自觉地帮助荷马续写他的史诗未完成的部分。这几乎是一项无限的工程。

我替一首古老的诗歌修剪着新长出来的指甲。虽然我的心已经被划伤了。

在故事结束的时候，你系了一个活结，然而你并不准备再亲手把它解开。你的力气已经用尽了。却又反对别人靠近这根危险的绳索。你究竟想用它来束缚自己呢，还是捆绑别人？你怕死。不愿意死。又无法很好地活着。只好系了一个活结来考验自己——勇气，耐心，以及抵御诱惑的能力。

很少有人知道你是谁。我同样也不认识你。但这根绳索却似曾相识：它曾经捆绑过奥德修斯。

你究竟是荷马本人，还是跟我一样——属于荷马的读者？

阅读荷马史诗，必须用掀动书页的手，轻轻解开那根悬念的绳索——它正是作者亲手系上的，应自己所塑造的人物的请求。再大的风浪，都可以被这一绳索束缚住！

如果没有荷马（这西方文化的领头羊），古希腊的画面必定显得模糊与苍白，欧洲的文学传统亦将失去它最为坚实的基石——甚至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也会不得不改写了。如此想象一番，我们就会更加意识到荷马的重要性。他用来捆绑奥德修斯的那根绳索，此刻又牢牢系住我的心，只不过它已变成无形的了……

假如荷马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像后世的一部分研究者所猜测的那样），那么《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真正的作者是谁？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他或他们，是否会为丧失了自己的名字而遗憾？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有意识的行为，而非历史的误会。他或他们，为了更彻底地消失在作品背后，不仅创造了两部充满话色彩的史诗，而且虚构了史诗的作者？荷马本身，就是他或他们所塑造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即便真的如此，未来的诗人们，多么需要这样一个虚拟化的教父！

当我坐在书桌前，一位古老的诗人就代替了我而存在。所以我总是无法追忆写作时的那份激动与狂喜，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作品。我只是在继承着荷马以来的诗歌传统，从来不曾想过做他的叛徒。我以灵感是否附体来鉴别他的在场或缺席。失去了灵感的诗人，体会到的是丧偶般的痛苦。他甚至比任何鳏夫还要孤独。

无人的海滩，并不荒凉。或许当年盲诗人荷马曾从这里走过，使层出不穷的海浪多多少少沾染上一丝书卷气。直到今天，它仍在被一双看不见的手一遍又一遍地翻动。在岸上灯塔的眷顾下，一部不朽的史诗又开始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