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附从，哲布尊丹巴派多人前去游说，这些说客被各旗拿获后纷纷送交参赞大臣溥■，斩首示众。科布多城是科布多的首府，溥■率兵三百名，又征集蒙兵一千人，积极整顿城防，制止叛乱。沙俄见煽动叛乱无效，6月，派俄兵与海山率领的库伦叛军数千人往攻。8月6日，科布多城失守，大遭焚掠。俄领事又派俄兵以“护送”为名，将溥■以下官员、驻军与内地商民等强逐出境。俄国策动外蒙各地叛乱，唐努乌梁海是唯一例外，原因是它决定直接加以霸占。唐努乌梁海地处喀尔喀西二盟与科布多之北。1911年，廓索维慈在北京俄使馆找到早年档案一件，报告俄政府，捕风捉影地把它作为唐努乌梁海归属俄国的根据。11月，俄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唐努乌梁海的归属问题。1912年2月驻北京代办世清提出俄国立即占领唐努乌梁海。2月28日，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报告沙皇说：按照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规定，两国以萨彦岭为界，唐努乌梁海应属中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批道：“我完全同意驻北京代办的意见。从讨论乌梁海地区问题以来，业已三月，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更积极解决此事，否则我们在中国边界上就得不到什么利益。回忆我们占领阿穆尔（即黑龙江）区的历史。”沙俄惯于乘人之危，趁火打劫，鲸吞邻国领土。尼古拉二世这时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老祖宗亚历山大二世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困难处境，强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的历史，决定如法炮制，夺取唐努乌梁海，硬把它与外蒙分开，置于沙俄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列入俄国的版图。武昌起义发生后，俄国有意与日本合作，共同出兵占领中国东三省。由于英、美等国坚决主张列强对华一致行动，俄国考虑欧洲风云紧急，不愿在中国问题上与英、美对立，11月初，它向日本政府提议由日本带头共同瓜分东三省。而日本重视与英国的同盟关系，也不愿开罪英国，予以拒绝。沙皇政府迫不及待，1912年1月，又用策动外蒙“独立”的同样手法，在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导演了另一出“独立”的丑剧。1912年初，呼伦俄领乌萨蒂（Усатый）策动呼伦贝尔的额鲁特总管胜福和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等，以俄制步枪五百支武装一千蒙兵，发动叛乱。1月15日，攻入呼伦（海拉尔）城内。呼伦道黄仕福准备派兵平乱，乌萨蒂公然威胁说：如果双方交战，炮弹落入中东铁路站界之内，俄即“调兵干涉”。黄仕福被迫避入站界，胜福率众占领呼伦，宣告“独立”。1月24日，胜福进攻胪滨（满洲里），没有得逞。2月4日，俄军约八百人，与蒙兵四百人合国胪滨，将驻军缴械，胪滨府官员与驻军被强逐出境。沙俄在新疆找不到合意的傀儡，5、6月间，以增援领事馆卫队为名，派遣大队俄兵分别侵入伊犁和喀什，随后挑起了有名的策勒村事件。与此同时，俄又指使乌泰潜回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纠合科右后旗、科右中旗的个别王公发动叛乱，8月，攻占洮南府、镇东县等地，遭到奉天都督的回击，未能得逞。三多被逐以后，清政府将三多革职查办，派外蒙车臣汗部盟长郡王多尔济帕拉穆和新任阿尔泰办事大臣毕桂芳为查办库伦事件大臣，前往办理。毕桂芳原任驻海参崴总领事，知道要取消外蒙“独立”，非先与俄国交涉不可，没有立即赴任，而于1911年12月赶来北京与俄代办世清进行接触。23日，俄外部指示世清，俄国可以充当中蒙之间的调停人，“目的在于缔结一项保证蒙古自治的中蒙条约”，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中国承诺不在蒙古驻扎军队，不以汉人开垦蒙地，不在蒙古设置中国行政机构；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允许在外蒙驻派官员。俄国还提出中国政府在蒙古采取的措施，应与它磋商，并由驻库伦俄领事监督双方遵守条约的情况。俄国还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它取得修筑蒙古铁路的优先权，建造库伦到俄国境内的铁路。31日，世清按照上述指示照会清政府，提出五项要求。当时南北双方正在进行议和，袁世凯唯恐承担出卖外蒙的罪责，招致革命党人的攻击，对俄国提出的“调停”条件不敢应允。1912年1月，驻俄公使陆征祥向俄外部说明，为了防止其他列强提出同样要求，中国不能接受俄国所提条件。俄国表示既然中国不接受调停，它也不能给毕桂芳以任何协助。毕桂芳等准备自行前往库伦，因俄方的种种阻难，查办活动终于化为泡影。沙俄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通过策动库伦“独立”，逐走三多，利用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国内政局动荡的机会，借口“调停”，要求订立中蒙条约，由它作保，中国承认外蒙自治，限制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公开暴露了它对外蒙地区的野心。辛亥革命期间，内地许多省分宣布独立，外蒙也宣布“独立”，但它的“独立”是在沙俄支持下脱离祖国，同各省独立的意义截然不同，而与后来英帝国主义支持达赖十三在西藏发动的驱汉运动却如出一辙。外蒙反动王公、喇嘛分裂国家的行径不能不引起革命派领袖以及全国人民的严重关切。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宣言，声明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这个宣言郑重昭告五族共和的宗旨，严肃提出领土统一的问题，指明帝国主义利用中国革命，挑拨国内民族关系，阴谋肢解中国领土的严重危险。他劝告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不要投靠外国。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于3、4月两次电告哲布尊丹巴，反复说明外蒙与中国“合则两利，离则两伤”的道理，又任命前清御前大臣、北京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三音诺颜部亲王那彦图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前往库伦劝说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哲布尊丹巴两次复电，都把问题推到俄国一方，声称：外蒙独立“业经布告中外，起灭何能自由？必欲如此，请即商之邻邦，杜绝异议，方合时势”。他拒绝那彦图前往库伦，说：“与其派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公开表示取消“独立”必须与俄国商量，不可能在中国内部求得解决。袁世凯不敢得罪俄国，加以财政竭蹶，库空如洗，在处理外蒙“独立”问题上，态度软弱，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6月，俄国新任驻华公使库